借我一生心得報告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借我一生的副書名是記憶文學,而不是回憶錄,也不是自述(如胡適的四十自述),但是文體仍是以自己為第一人稱,而且是他從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壯年所經歷的人與事的叙述與評論,為什麼要說是文學呢?是不是以文學的筆觸來減少臧否人物的批判銳氣、以文學的手法來柔焦作者及其叔父、父親與自己歷來所遭遇的批鬥、攻訐的雜音,這樣不僅突顯余秋雨個人的文學造詣,也成就了他自我期許身為中國知識份子清流的人格高度。但是即使如此,仍有一些評論批評他有矯揉造作之嫌。


印象較深的還是寫他的叔叔、祖母、父親的部份,出於家族血緣的感情,余秋雨描寫他們遭逢困厄時心理狀態,先是他的叔叔因莫須有的罪名被鬥,因不甘屈辱而自殺,再來是父親因遭人構陷而被批鬥,但是他一再委屈求全,只為了保全余家唯一血脈,熬過了連串的批鬥、公審、檢討、改造..而沒有發瘋,應是生命的韌度,更是親情的支撐。而余秋雨祖母的過世,更有象徵性,當她看到兒子冤案已獲得平反,大孫子也已娶媳婦,這個家族香火確定不會中斷,這個不識字沒文化的傳統女性才放下撐起半邊天的手。中國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素質—『傳承』就是靠著這血脈親情與不捨懸念才能延續下去。

透過作者對文革經歷的記述與省思,我們知道文革造成的破壞遠大於建設(軍事建設除外),經濟的破壞在改革開放後已經有顯著的進步,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;政治上當時以毛主席祟拜,意識型態、階級鬥爭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,歷史證明是錯誤的。但作者著墨最多的是文革對文化的影響,利義之辨、善惡之分、是非曲直,在文革中被某些人扭曲,人性中一些卑劣的部份—誣陷、栽贓、投機、洩憤等,全都以『造反有理』、『革命無罪』的旗幟堂而皇之的橫行無阻。而多數老百姓為圖生存,也只能趨吉避凶,要不噤若寒蟬,要不跟著喊口號,變成民粹主義,義和團式的成為語言暴力或行動暴力的幫凶。

文革結束後,雖有幾百萬人得以平反昭雪,但文革造成的陰影可能縈繞心頭,一直到死都無法抹滅,台灣二二八事變的受難者家屬,對當時的國民政府武力鎮壓與搜捕,一直不能消除心頭仇恨,我想是同理可證吧。

而文化不只是文革災難的受害者,文化中有一部份其實是虛假的製造者,或是虛偽的掩護者,而虛假正是一切人禍的根源,如果文化不破除虛假,災難就不會結束,文化的水平就不能真正的提昇。反觀台灣媒體以煽色腥炒作八卦話題,各種談話call
in節目大行其道,表面上是新聞自由,捍衛民眾知的權利,其實是商業競爭下的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,這也是一種虛假,比起前者也高尚不到哪裡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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